世界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运动之父晏阳初：从农村寻找济世良方

     编者按：晏阳初一生在中国和世界从事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七十余年，曾与爱因斯坦等人一道被评为“现代世界最具革命性贡献的十大伟人”，是迄今唯一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聘为终身顾问的亚洲人，被誉为“世界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运动之父”。2017年12月，***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对晏阳初进行了评价：“我在河北正定县工作时，对晏阳初的试验就做了深入了解。晏阳初在乡村开办平民学校、推广合作组织、创建实验农场、传授农业科技、改良动植物品种、改善公共卫生等，取得了一些积极效果”。今本报特邀《晏阳初》一书作者苗勇撰写此文，以飨读者。

晏阳初：从农村寻找济世良方

苗 勇

      1926年，晏阳初从美国获博士学位归国后，随即举家迁往河北定县，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社会实验室”。他亲自领导试验，一干就是10年，干出了“定县经验”。随后的10多年里，晏阳初“从中国干到世界上”。20世纪50年代初到80年代末，晏阳初在亚洲的泰国、菲律宾、印度、印尼，非洲的加纳，拉丁美洲的危地马拉、哥伦比亚、古巴等国家先后成立了平民教育组织，用“定县实验”总结出的理论经验指导各国平民教育与乡村改造，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重视和认同，最终演变成为一场声势浩大的世界性平民教育与乡村改造运动。

（晏阳初在定县开展平民教育时为农民办的报纸）

要化农民先农民化——他带着一群读书人扎根农村

       1929年夏秋之交的一个炎热日子里，晏阳初身穿蓝布长衫、头戴礼帽，骑着小毛驴来到定县（现河北定州市）东亭镇翟城村。在他身后，是金发碧眼、有着西方血统的妻子许雅丽以及4个孩子，最小的还不满周岁，不会走路。

      与他一同前来的，还有一群同样身着长衫、带着家眷的高级知识分子。这些人中，有教授、学者和官员，不少还是留美、留德、留日归来的博士、硕士，甚至是文化教育界的知名人士。此时，他们都已辞去原职，放弃大都市优越的工作条件和舒适的生活环境，跟随晏阳初举家来到贫困落后的农村开展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

      翟城村是一个偏远的小山村，距离定县城区20公里，有农户368户、2186人，没有什么产业，贫瘠落后，发展缓慢，是中国千千万万普通山村中的一个。此时定县有40余万人口，恰恰是当时中国总人口的千分之一，其中90%以上是农民。这里没有名山大川，没有显赫的人物或名胜古迹，在中国千百万的普通县中颇具代表性。晏阳初带着一群高级知识分子扎根这里，并非一时心血来潮，而是提前有着周密的计划和细致的准备。

      早在1918年一战中的法国战场上，晏阳初在为战地华工服务、办华工识字班时，就发现了蕴藏在平民中的巨大潜力，他说“几亿中国农民穷在什么地方？为何穷得没饭吃？便是没有发现‘苦力’的力，没有发现他们的潜伏力，所以埋没了他们。许多中国的像林肯、爱迪生、杜威这样的英雄豪杰被埋没了，活埋了”。自此，晏阳初立志“不做官，不发财，将终身献给劳苦大众”。

      1920年，晏阳初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硕士毕业回国后开展调研，他走遍中国19个省份，深入农村，深入普通农民的生活。他认为中国之生死在于民族再造，并喊出“除文盲，作新民”口号。后来，他担任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总干事，从众多的汉字中挑出1000个常用字，编写教材《平民千字课》，分别在长沙、武汉、嘉兴、烟台等地开展大规模的市民识字运动，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经过几年的城市平民教育后，晏阳初他们积累了不少的经验。他始终清醒地认为，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农业大国，80%的民众是农民，要振兴国家，就必须从农村与农民入手。他自责道：“中国为什么有三万万以上的人不识字？为什么有五千年历史的国家，农村破落到这地步？为什么五千年来的政治腐败到如此？就是几千年来的知识分子，没有能够去教育民众”“城市的平民教育进行得再完美，普及得再透彻，也只是解决了中国极少数平民的桎梏”“有了我们这一群人的牺牲，中国农民的愚弱状况，将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有所改变，到那时候，中华民族也不会再是一个任人蹂躏的民族！”

      晏阳初将平民教育的战场从城市转向农村。

      经过深思熟虑，晏阳初带领平教会同仁决定将定县作为华北乡村改造试验区的中心，并计划从翟城村开始起步，筹备工作立即展开。

      1926年11月，晏阳初在翟城村设立办事处；1928年6月，平教会设立社会调查部，聘请具有学术基础和实地调查经验的燕京大学教授李景汉为负责人，深入定县开展农村社会调查，并在此基础上制定规划。

      要想改造农民和农村，就必须深入农村，获得农民信任。晏阳初告诫同仁：“欲化农民，必先农民化”。在1929年夏末平教会召开的全体会议上他如是说，“中国几千年的传统，‘礼不下庶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即便欧美发达工业国家的硕学文士也是自我关闭于象牙塔中，不屑一顾十字街头。实际上，却是读破万卷书的饱学之士不辨菽麦。要想改造农村，就必须了解农村，扎根农村起居。高级知识回到农村、回到民间，平教总会从北平迁到定县，不是地理上几百里距离，实在是跨越了十几个世纪的时间。我们必须克服一切困难，和农民同吃同住同起居，在各方面尽力使我们完全适应乡村生活。”

       随后，平教总会从北平迁往定县。

       1929年秋天，晏阳初一行来到翟城村，立即走访农民。为了拉近与农民的距离，晏阳初和他的同仁住着和农民一样的房子，吃一样的饭菜，就连向来喝洋咖啡吃洋面包的混血妻子许雅丽也照样吃起了面疙瘩。不仅如此，晏阳初还学会了用当地方言与农民说话。他本来不抽烟，但在田间地头和农民闲谈时，还经常拿过农民呛人的旱烟管猛吸几口，并夸赞“味道不错！”就这样，晏阳初他们生活上、行为上完全同农民打成一片，很快就融入了农村。

       晏阳初在定县推行的乡村建设，从1926年开始算起，到1937日本侵略定县时结束，前后历时10年。据统计，当时参与乡村建设实验区知识分子每年约120人，最多时超过500人。即使今天回望，众多知识分子深入农村甘愿吃苦，其拳拳爱国心，令人感佩。

（晏阳初在欧洲战场创办的华工周刊）

要治愚先扫盲——他在农民中普遍开展识字运动

      晏阳初带领平教会同仁对定县62个村系统调查后发现，农村的问题千头万绪，目不识丁的文盲占到85%；大多数人贫困到在生与死的夹缝中挣扎；科学治病和公共卫生根本无从谈起，生命存亡多付之“天命”；相互之间不能团结合作。他将这些问题归纳概括为“愚、贫、弱、私”四大问题，并据此提出了相对应的四大教育：一是文艺教育，培养知识力来攻愚；二是生计教育，培养生产力来攻贫；三是卫生教育，培养健康力来攻弱；四是公民教育，培养团结力来攻私。

      那时，中国农村观念陈旧，村民贫穷，根本上不起学，人们也没有读书的意识。晏阳初和他的同事们虽取得了农民的信任，但让农民自愿接受教育是他们面临的一个巨大难题。

      来定县之前，晏阳初就安排人做过详细调查，得出的结论是：农民居住分散，缺乏固定学习时间，又自由散漫惯了，受不得长时间的约束，在农民中间展开识字运动比城市里难多了。来到翟城村后，这些长年与土地打交道的农民听说这些城里来的“先生”要教自己识字，当即就笑了：“我们这把年纪了，还识什么字？”“我们都不识字，可并不影响我们干农活！”……农民对读书识字根本就不感兴趣。

      为了激发农民识字热情、认识教育的重要作用，晏阳初他们将农谚和节气歌谣写在灯笼上，在傍晚时四处走动，吸引农民的注意力。又趁着农民好奇的心理，逐一解释这些农谚和节气歌的意思，讲解读书与日常生活和种庄稼的关系，激发农民对知识的渴求。然后，免费开办平民识字班，教授农民识字。

       识字教育在定县全县铺开后，为解决教师人手不足问题，晏阳初他们发明了“导生传习制”，实行学员教学，在每个村子挑选优秀的毕业学员充当教师，随时进行就近教学，然后再派一名平教会的老师检查辅导。传习的导生有二十多岁的青年，也有七八岁的小娃娃，还有十多岁的大姑娘。

      “导生传习制”在定县全县范围开展起来，教授农民识字的地方也从集中教授变成因地制宜的灵活教育，有的在屋子里，有的在院坝里，有的在大树下、井沿边，甚至庄稼地里，有效解决了农民居住分散的问题。每一个传习处的学员人数也有多有少，从三五个到十几个二十个不等。

       随着导生传习制在全县全面展开，晏阳初团队又以自然村为单位，设立传习所，所长由平教会教师担任，负责定时对全村的传习处指点和督查，并训练提高导生的水平。几个村设一个管理站，站长由平教会工作人员担任，负责及时掌握各村的学习动态，并及时把信息反馈给平教总部。到1936年，定县全县472个村共办起平民学校470所。

       识字的人越来越多，晏阳初便组织他们每天编“墙报”，后来又专门编印《农民周报》。同时，建立巡回书库，以“科普大篷车”的形式，利用流动书箱“图书漂流”巡回于各村，将科技图书送到农民手中。书库书籍包括“平民读物”及“应用工具”两种，让农民学知识、用知识。与此同时，还修筑乡村露天剧场，培训农民剧团，大力开展农民自编自演反映农村生活的戏剧演出活动；并在县城建立广播站，通过自己购买材料、自己组装的方式，在定县四百多个村子安装了收音机，为农民建立了无线广播，让农民了解天下大事，开阔眼界，开辟了中国进行农村教育广播的先例。

      新中国成立之前，我国只有少数人能接受教育，绝大多数农民是文盲。1980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显示，定县是当时全国唯一一个无文盲县，足见平民教育影响之深远。

“农村再造”需发展先进生产力——他让农业科技服务农民

      晏阳初和平教会众人经过调研，发现定县夏季少雨，日照时间充足，适合农业生产，特别适合种棉花。但农民在选种时很随意，头一年的种子，第二年继续使用，种子老化蜕变，亩产只有50斤到80斤，小麦亩产也仅为120斤到240斤，谷子亩产400来斤，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

      尽管农产品产量十分低下，但当地农民却不愿意更换品种，当问及“棉花产量这样低，为什么不考虑换一下种子？”当地农民诧异道，“村子里世世代代都这样种，收成就这样了，”甚至还说“人啊，不可心太厚了，小心‘土地爷’报应……”平教会提出要教他们种庄稼时，村民嗤之以鼻，认为城里来的先生读书可以，但种庄稼却不如他们这些老农，根本不相信这群读书人能务农种庄稼。

      如何让农民接受先进的农业耕作技术，接受改良新品种又成了一大难题。经过讨论，晏阳初他们决定采取建设实验示范基地这种直观而有效的方法来让农民信服。

      从1930年春天开始，晏阳初和他的同事们在翟城村村民农田周围开辟了几十亩实验示范田，亲自下田耕种。晏阳初他们从国外引进先进品种，施用化肥，待农民跑来观看时，他们就会不失时机向他们传授一些先进的耕作知识。

       事实胜于雄辩。第一年秋天，平教会的示范田获得了丰收，取得了令村民信服的成绩。第二年一开春，他们开始免费为当地农民提供种子，传授种植技术，指导农业生产。

       为了将改良品在全县推开，晏阳初他们又在全县平民学校毕业学员中进行示范种植，与示范户签订协议：示范户拿出家中一半的田地作为实验地，种植平教会提供的良种小麦或棉花等农作物，而另外一半田地仍然种植农民自己往年的种子，等收割后进行比较。如果试验田的产量比原来的低了，平教会则根据其产量的多少进行补偿。示范户没了后顾之忧，示范工作进展顺利，推广工作得以顺利开展。

       为了搞好全县农产品改良，平教会又对农民进行了多方面培训。以“送科学下乡”的形式，经常组织农业科技人员深入农村，针对当地农业生产需要，开展多种形式的技术咨询服务，帮助农民解决技术难题。中国农民首次感受到了科技的力量。

      晏阳初带领平教会入驻定县后，成功育成“四号中棉”“平教棉”等良种。“平教棉”能抵御当地为害最烈的卷叶虫的侵害，极受棉农欢迎，栽种面积迅速扩大。他们又引进波支改良猪、改良鸡舍，推广力行鸡、红洛岛鸡，以及新型农具和科学的耕作技术；改良白菜与梨树，改良后均增产25%左右，使得定县农民收入普遍增加一倍。而用杜梨嫁接改良成的新品种鸭梨，个大味甜，深受人民喜爱，价格比普通鸭梨贵一倍。九十多年后的今天，当年晏阳初带领平教会引进的良种猪、优质白杨和良种苹果，依然享誉河北，致富于民。

（1943年在哥白尼逝世400周年大会上，晏阳初和安因斯坦等评为现代革命性十大伟人）

农民要获取生产利益最大化——他组织创办农村合作社

      定县农村丰收后，晏阳初和他领导的平教会很快就发现一个新的问题：谷（棉）贱伤农。

      1931年秋，由于推广引进的优良棉种，定县全县棉农普遍增收。但晏阳初和平教会的同事在全县调查时却发现，收获后棉花销售市场的形势很严峻：农民丰收了，可收入增加并不多。棉花丰收后，前来收购的棉商统一口径，将价格压得很低，农民们急于用钱，加之又没有其他的销售渠道，明知不公平，也只得忍气吞声贱卖，导致增产不增收、丰收不丰收都是一个样，出现了“棉贱伤农”现象。同时，一些不法商人趁青黄不接放高利贷给农民，收取高额利息，极大增加了农民的负担。

       晏阳初意识到，长期如此，会严重挫伤农民们的生产积极性，久而久之，他们会对品种改良和农村发展失去兴趣。

      晏阳初当即提出，马上组建农民自主合作社，让农民自己保护自己的合法利益。

      晏阳初带领平教会立即行动起来，他们帮助村民制定章程和管理原则，指导他们如何建社，如何运作。合作社实行农民自己组织、自己管理、自己受益。平教会动员各村村民成立自助社组织。同时，帮助寻找地方银行为自助社发放低息小额农贷，让自助社有了启动资金。

       农产品的销售，农资的购进，全由合作社来完成，极大地方便了农民。同时，他们还引导合作社成立自己的信用社，为资金周转不灵的农户提供必要的帮助。

       到1934年初，定县全县已经建成自助合作社300多个，农民纷纷加入自助社。棉花丰收后，他们自己组织人运到天津的棉纺厂，减少了中间商人的剥削，价格要比往年高许多，农民的收入也得以稳定增加。

       自助社的成立损伤了当地不法商人的利益，他们组织纠集自己家的长工出来闹事，明确提出“反对合作社！”“赶走平教会！”“打到晏阳初！”……气焰一时非常嚣张。

       从合作社获得收益的定县农民纷纷行动起来，他们成群结队，与闹事的商人对峙，揭露他们鱼肉农民的罪恶勾当，痛斥商人的丑恶嘴脸。几天后，这场由不良商人出钱上演的闹剧灰溜溜地收场了。晏阳初和平教会不但未受到影响，其建立合作社的先进做法反而愈加深入人心。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不良商人闹事前，估计做梦也没能想到是这样的后果。信用社、合作组织延用至今，全国推广，甚至被世界很多国家借鉴。

（晏阳初在定县实验骑着毛驴下乡）

要攻弱强身健体——他在农村建立完备的卫生体系

      进入定县后，晏阳初和他的同事们发现，当地很多村民身体羸弱，像“病夫”一般，农民每天工作5个小时左右就没了力气，傍晚很早就进屋睡觉。有些年轻人也有气无力，即便农忙也是如此。精神不振、身子软、瞌睡多，几乎成为定县的一个普遍现象，劳动时间与想象中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很不一样。

      为此，晏阳初组织专门人员迅速开展调研，最终发现问题的根子出在卫生差上面。当时定县卫生状态很落后，全县农村几乎没有医疗卫生设施，全县无一家合格医院，220个村无任何医药，250个村只有当地中医自制自售的土产药材，每家每年医药费平均1.5元，一村所能负担的卫生基本组织费用一年不过50元。

       同时，医生严重不足，全县470多个村子中，只有近一半的村子有中医，没有一个西医。定县每年死亡的农民中，超过三分之一的人从未看过医生，传染病人和健康人杂居，很多人死于霍乱和天花，产妇因为受不到最起码的医疗保护，难产死亡率和婴儿死亡率都很高。许多村庄的中医一字不识，治病也是随意而为，大部分还很迷信喝“符水”。

       同时，村庄中到处都是人畜粪便，卫生习惯差，饮用的水井和粪池相邻不过几尺距离。农民没有喝开水的习惯，大多饮用生水。到了夏天，水井里有很多小虫子，一旦遇上雨天，混合着粪便的污水便会流入水井中。水井中大肠杆菌均严重超标，从而造成农民身体无力。

      找到症结，晏阳初在平教会设立专门负责卫生教育的卫生部，并亲自到北平协和医院招引人才，成功将姚寻源、陈志潜等人引进到定县从事卫生工作。

       然后，开始在定县改良人用饮用水的水质，增加井围的高度，使其高于地面，避免污水流入，使水井与人畜粪池隔开，并在井沿上加盖，按时在井中投放适量的药剂，消灭细菌，减少疾病来源。加大卫生知识宣传，训练培养一批合格的卫生员，免费为农民种痘，预防传染病。同步推行母婴保健制度，培养合格的接生婆。建立健全的医疗档案，在全县进行出生、死亡及各种有关卫生方面的调查工作。大规模收集民间偏方验方，研制中药土药，及时在临床上使用，让药品更加价廉物美。

       紧接着，晏阳初他们又开始在定县建立三级保健网。每村培养一名合格的保健员，配备常用药物，对普通疾病进行及时医治。在区或乡镇设一个保健所，按受过正规训练的医生一人、护士一人，每天上午设立门诊，诊治保健员不能解决的疾病。同时，巡回辅导辖区内的保健员工作，不定期召集辖区内保健员，对日常遇见的疑难病症集中讨论，不断提高保健员的医疗水平。晏阳初还在定县建设一所规模较大，设备较齐全的保健院，负责全县的卫生保健工作，指导下一级医护人员，集中诊治下一级医疗所不能诊治的各种疾病。

       定县这种较为完备的公共卫生体系，做到了小病不出村，大病能及时到县里治疗，种痘区域推广到全县430余村。1934年全国天花流行，各地均有大量人员死亡，而整个定县只有两人发病，1936年定县天花发病率为零，这在当时是全国唯一。解放后我国备受国际推崇的赤脚医生制度也是受此启发。

苗勇著《晏阳初》

不让世界再贫困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他走出国门服务世界

       1950年初，晏阳初决定将已取得成功的定县经验推广出去，让全世界正在遭受贫穷和疾病的人们早日过上幸福生活。

      1950年1月13日，他在纽约召开的平民教育运动美中央委员会例会上说，“战争已经结束，世界各国人民都在为建设美好的新生活而奋斗。我们平教会的使命，也将更加艰巨和重大。”“世界就好比一个大家庭，只有齐头并进，才会相互友爱。以一个有三个儿子的家庭为例，一个儿子受很好的教育，穿漂亮的衣服，吃很好的食物；而另外两个儿子却破衣烂衫，忍饥挨饿。你们能想象这样的家庭会和睦安宁吗？”

      他说“全球最紧张的问题，就是绝大多数人终日辛劳，却不能使自己和家人免于饥饿和疾病。世界上尚有三分之二的人群陷入饥饿、疾病、愚昧以及被压迫的困苦中，这无疑是对世界的一大挑战”。“在20世纪，世界面临的最大挑战不是去探索外部太空的奥秘，而是去发展这些未发展和发展不良的人民。”“如果想有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必须有更好的人民，人民是基础，巩固这一基础的唯一方法就是使未发展和发展不良的人民得到发展。如果乡民没有知识、智慧和精神，乡村改造是不可能有长久效果的。乡村改造只有一种方法，那就是对乡民进行改造……”

      晏阳初开始马不停蹄地在美国各地演讲，宣扬平教理论，争取更多帮助。他的演讲绘声绘色，声情并茂，打动了一群又一群人。

      在晏阳初推动下，1951年1月，国际平民教育促进会正式成立，晏阳初全票当选为主席。

      会后，晏阳初的身影，开始出现世界各地。1951年4月，在菲律宾邀请下，经过初步考察，晏阳初将菲律宾作为国际平教乡村改造运动的首善之地。1952年2月，在一个景色宜人的日子，晏阳初以世界教科文卫组织特别顾问的身份，携妻子许雅丽、秘书汤静怡一行，乘机自纽约启程，经旧金山、关岛，于11日，抵达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对菲律宾平民教育进行考察和访问。

       从2月13日开始，晏阳初一行到菲律宾的乡村进行深入调查走访。每到一处，这位花甲老人都身体力行，仔细询问调查当地的实际情况，大到制度沿袭，小到老师授课方式……多方位调查了解乡村实际情况。

       经过多方调研晏阳初了解到，菲律宾有一半以上的农民不识字，90%的乡村家庭没有厕所，大多数农民很贫困，甚至没有土地耕种。即便是曾以盛产水稻、蔬菜和水果闻名于世的鱼米之乡、被誉为菲律宾主要“粮仓”的新埃西哈省，如今也是田地荒芜，房屋破旧，村民无大米可吃，只能以玉米面充饥。由于长期贫困和饥饿，人们脸上均有菜色，一个个瘦骨嶙峋。

       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晏阳初提出了菲律宾乡村建设的整体计划。即在扫除文盲、办平民教育基础上，采用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家庭式教育三大方式，推行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健康教育、公民教育四大教育，各项工作同时进行，密切合作，一体推行。

       晏阳初首先在条件最艰苦最贫困的地方开展示范。他在菲律宾乡村改造运动促进会召开的工作例会上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如果我们的乡村改造实验不能从最艰苦最贫困的地方开始，如果不能让这些地方发展起来，是没有说服力的。”

       接下来，他组建专门的工作队进村入户，帮助当地村民建立买卖合作社，给村民提供贷款和耕作工具，以及水牛、家畜，鼓励农民购买耕作和生产必需品，又将“四大教育”连环实施。

       此时，菲律宾农村很多地方秩序混乱，乡村工作队白天深入农民家中做工作，晚上居住在农民家中，女队员住在房内，男队员就睡在房子外面。为确保女队员安全，这些男队员便用一条长绳将每人小腿缠住，并与女队员的小腿连在一起，如果遇到坏人来袭，这些队员就可立即起身一起防卫。

       很快，荒原变成良田，乡村秩序逐步好转。乡民们经过土地改良，水稻由一年的一季变为两季，两季收获后又种植番茄、洋葱等作物；在农闲时间，家庭还制作手工艺品进行贩卖。

       在晏阳初推动下，菲律宾农村面目一新，昔日荒地一片绿茵。收获的季节，稻田金穗飘香，鱼池、牛圈、猪棚、鸡舍星罗棋布，烟叶、大豆、香蕉、木瓜、树薯遍地都是，几乎每一平方米都有可供销售赚钱的绿色植物。

       几年间，示范地区人均收入是全菲人均收入的3倍。这些曾经的不毛之地乡村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农家都有厕所、垃圾坑，村上有了村医，变成了人人向往的富庶之地。

       经过菲律宾几个省份的成功试点，很快就将农村改革和重建运动在整个菲律宾全国轰轰烈烈开展起来，帮助菲律宾消灭文盲、驱逐贫困、根治怠惰。

       1954年，新上任的菲律宾总统麦格塞邀请晏阳初在国内推行三年乡村改造计划，使菲律宾成为亚洲乡村改造运动的示范国家。为表示诚意，麦格塞总统礼聘晏阳初为“总统乡村改造运动顾问。”

       按晏阳初的乡村改造思想，菲律宾完善了村议会制度，规定每村都应选举村议会，其中包括教育、卫生、生计三个村议员。到了1958年，晏阳初已帮助菲律宾重建了200多个村庄。晏阳初在菲律宾扎根39年，菲律宾的农村一度成为20世纪全世界最好的农村。

       与此同时，晏阳初还在菲律宾建立了国际乡村改造学院，并以国际乡村改造学院为阵地，协助第三世界国家培训平民教育骨干和相关教师，专门向第三世界国家推广自己的平民教育思想。泰国、菲律宾、印度、加纳、古巴、哥伦比亚、危地马拉等亚非拉所有第三世界的国家，都留下了晏阳初的足迹，晏阳初的名字几乎家喻户晓。由于乡村改造成效显著，菲律宾村民对晏阳初感恩戴德，尊称他为“现代农村的圣徒”，菲律宾总统授予晏阳初“金心勋章”；在印度，人们把晏阳初的名字与圣雄甘地并放在一起；危地马拉总统授予他国鸟勋章。1987年，美国总统里根为晏阳初颁发“杜绝饥饿终身成就奖”。1989年，布什总统为晏阳初祝寿时称晏阳初“您是我们人类的颂歌”。

       晏阳初一生从事平民教育和乡村改造七十余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称颂他“晏阳初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国际社会誉他为世界平民教育之父。晏阳初的实践开启了近代中国经验反向传播的序幕，他开创的平民教育和乡村教育理念影响了全世界，为世界贫苦人们打开智慧和富足之门，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学习和借鉴。（作者：苗勇，系四川省总工会副主席，知名作家）